45岁以后将近90%的人不孕不育 助孕是否可放开？

　　2月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就“助孕是否可放开”问计于专家和医生，多数受访者建议在严格监管之下，可适当地放开助孕。党报关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助孕话题，引发了舆论关注。助孕有望合法化?助孕何时会撕开一道口子?猜测四起。不过，数位医学和法律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对于是否放开助孕，却是各执一词。

　　助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议，与二孩政策息息相关。 据报道，目前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六成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一半在40岁以上。根据医学的临床研究，45岁以上人群中，将近90%的人已经失去生育能力。另一方面，因为环境污染、电磁波辐射以及化学品的影响导致的人类生育能力下降，目前我国的不孕夫妇高达1500万对。因此，“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不能回避的是，由于面临法律和伦理风险，助孕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最近一次舆论关注助孕话题，还是新版《人口计划生育法》审议期间，也就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前夜。2015年1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计生法修正案的草案，草案当中就有“禁止助孕”的条款，不过最后的表决稿则删除了相关条款。有报道称，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于助孕不应一棒子打死，“禁止助孕”可改为“规范助孕”。而国家卫计委在回应时表示，助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征求各方面意见，进行认真论证。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称，目前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中，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助孕。

　　人民日报的这则报道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是否意味着，当二孩时代来临后，将一部分助孕合法化的议程即将进入“快车道”?

　　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副会长樊民胜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非法助孕黑市的存在，正是法规禁止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如果不孕不育的夫妻确实遭遇到了生育难题，但又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助孕实际上是解决他们生育愿望的唯一出路，国家应该对助孕加以规范和管理，照顾其生育需求。在樊民胜的构想中，应该制定一个规则，包括谁能接受助孕，到哪里去助孕，助孕产子未来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如何收费等等。樊民胜建议，若助孕合法化，一要保持其非商业性特质，二则需确定有资质的辅助生殖医院来实施助孕，并且助孕行为必须经过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客观、公正的审查，唯有如此，助孕才能在阳光下运行，达到满足不孕夫妇生育权利的初衷。

　　不过，法律学者对于助孕可能带来的风险普遍感到忧虑。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其研究和估算，目前国内通过助孕生育的孩子的数量不会低于一万。从现实来看，助孕确实是很多不孕不育夫妇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站在助孕者的立场，不管是否有基因关联，任何一个女子在怀孕期间一定会对腹中的胎儿产生亲情和感情，而放开助孕则要求孕母泯灭天性。并且，助孕行为轻则改变助孕者的体形，重则导致助孕者损害生育健康，无论如何，都是不人道的。

　　刘长秋坦言目前在学界像他这么彻底坚决反对助孕的学者属于少数派，他建议，法律可以放开收养条件，或者鼓励子宫移植技术的发展，来满足不孕夫妇拥有第二个孩子的需求。

　　尽管助孕合法化的呼声一直存在，不过目前大多数国家均对此采取禁止的态度。少数国家如英国虽然立法使助孕合法，仍然设置了诸多门槛，仅允许治疗性助孕或非商业助孕，以防止其被滥用。2013年，有国内媒体报道称，当时的卫生部已经在向专家征集关于助孕的意见，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因此，即使助孕能够合法开展，最快恐怕也要5年到10年。

　　但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

　　“适当放开助孕”的提议遭到群嘲也在意料之中

　　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适当放开助孕”的提议会引发群嘲，其实也不令人意外。

　　全面二孩放开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如人们想象中乐观，“全面二孩生育远低预期”的说法频频见诸报端。2016年12月，全国妇联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虽然“适当放开助孕准入”只是某个医生的一家之言，能否进入法律、公共政策层面探讨还有待观察，但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为了鼓励生育，不惜抬出祭出最具争议的措施，而不考虑一些本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

　　1. 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对单身女性的生育限制却毫无松动痕迹。在中国，生育权是跟婚姻绑架在一起的，不结婚生孩子面临很多制度障碍。比如单亲妈妈无法享受生育保险。要想给孩子上户口，必须提交亲子鉴定和缴纳社会抚养费。而对于暂时没有婚育打算却又害怕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女性来说，中国也无法提供冷冻卵子的服务。在国内，能接受卵子冷冻服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患恶性肿瘤的妇女，另一类是有不孕症的妇女。如果健康女性想冷冻卵子，只能去国外了。徐静蕾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在美国悄悄冷冻了9颗卵子，她称冷冻卵子就像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

　　2. 鼓励生育，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鼓励不孕不育夫妇，一定要通过医疗手段生出自己的孩子来。对不能生育的家庭来说，他们本来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收养。但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领养条件极其苛刻，合法收养一个孩子几近不可能。这变相激发了部分人群通过买卖收养儿童的需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在对近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案例进行统计整理时发现，被拐卖的儿童年龄基本都在6岁以下，且买拐人的目的主要以收养为主。

　　3. 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的情况下，提出放开助孕准入，极易被视为是对女性的剥削。早在“单独二孩”政策实行时，就有女性表达过对可能面临逼生、就业歧视和地位倒退的忧虑，更有极端的女性意见认为：计划生育将一大批女性从令人绝望的生育深渊中拯救出来。这种观点虽然反人性，但也事出有因——女性的生育成本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考量。

　　公众更担心的是

　　无论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

　　个体都无法享有“生育自由”

　　从限制生育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鼓励生育，这几年风向变化得太快。为鼓励生育，不仅《人民日报》提议为高龄母亲适度放开助孕，就连在春晚上，“鼓励生育”的口号也呼之欲出。

　　二十几年前，春晚的舞台上，还有《超生游击队》对“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丑化。到了2016年的春晚，小品《真情永驻》的末尾，主持人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妻做一个试管婴儿，丈夫的表态是“不是争取，而是必须!”“要就要俩，双卡双待!”。大年初一央视一套的《欢乐中国人》栏目，包括安徽十姐妹、深圳四胞胎轮番上台，其中含义不言自明。

　　鼓励生育是基于现实的人口危机。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但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深刻且持久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要想从“只生一个好”再度转换到传统的“多子多福”，需要多长的时间，谁也不知道。

　　站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角度，官方和人口学家鼓励生育更多是一种宏观考量，也无可厚非，这是各国政府同样头疼的问题。但鼓励生育不能太心急，否则就会忽视生育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自由，政府可以为人们创造生育的便利，但不应变成一种社会总体气氛的裹挟甚至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