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助孕不能轻言放开 借腹生子违背道德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建议，适当放开助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助孕。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认为，助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助孕是明令禁止的。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就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助孕技术。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对此，曾有人大代表建议，“禁止助孕”可改为“规范助孕”。这次有专家呼吁“放开助孕”，可以说是旧话重提。

　　问题是，“规范助孕”也好，“放开助孕”也罢，均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同时，也不可将辅助生育技术与非法助孕行为混为一谈。殊不知，两者具有本质区别。辅助生殖技术是指通过对卵细胞、精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处理，最终达到治疗不育的系列技术，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试管婴儿技术。而所谓的助孕，通俗地讲，就是“借腹生子”，把助孕者的卵子与购买方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在助孕者的子宫完成整个孕育过程并顺利生产。这样一个在医学上尚存争议的过程，被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从而变成了一种牟利手段，也有一些女性受利益驱使，选择做“助孕妈妈”。

　　然而现在人们的观念中，“借腹生子”一直是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父母身份的确认。因为孩子是“助孕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其已经把孩子当成了自己亲生的，尽管一些助孕协议中明确规定“助孕妈妈”将与孩子永不见面，但是，这种血脉相连的母子之情割舍得了吗?这无疑为今后的道德伦理纠纷埋下了祸根。就目前来看，一些助孕纠纷频发，不仅让当事人陷入道德困境，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可见，对于助孕，不能轻言“放开”。相反，就禁止助孕行为而言，只能加强，不可削弱。当然，一项新技术的诞生，社会各界应关注对其监管的跟进和同步，而不仅是在伦理上的指责和对法律缺位的抱怨。我们既要禁止非法助孕行为，又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然而，对辅助生殖技术和助孕行为的规制，仅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卫计部门的诸多部门法规，显得既庞杂又针对性不强。但是，有关部门不能放着现有的法规不用，去坐等国家颁布专门的法律。因此，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既要加快立法规范，更要加强严格管理。

　　应综合考量

　　对于助孕问题，不是放开或禁止那么简单，而应综合考量医疗技术、伦理关系、社会管理等各种因素。即便考虑放开助孕，也应有序推进，严格限制助孕门槛和条件。一是严格禁止商业助孕，将其定性为公益范畴而非商业范畴。二是应采取随机抽取助孕人的方法，限制随意选择助孕人。同时还应注重伦理监管和技术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