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性助孕的机遇与挑战：瓶颈不是医学上的，而是伦理和道德

　　辅助生育手段的出现与发展，在帮助大量有着生殖障碍的夫妇产下后代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技术层面的争论。同为不孕不育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为什么“试管婴儿”与“助孕”的伦理境遇却截然不同?在这篇文章中，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过去十几年间，地下不法助孕市场的黑幕不断被揭露。在此背景下，由我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出面，直指千家万户关注的血脉焦点，文章即使旨在试探助孕命题可能性，已属出人意料。社会媒体越来越主动地介入科学命题，将大众的目光吸引到了现代生殖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上。

　　对“试管婴儿”的误读

　　作为自然妊娠障碍“不孕-不育”的替代性系统解决方案，通过试管婴儿解决不孕的问题，与通过助孕解决不育的问题之间，存在着接龙关系。但是，两者的伦理境遇却截然不同。试管婴儿技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而助孕技术却被怀疑、被限制。也就是说，同样是技术替代、同样是花钱买技术，一个是实验室技术，一个是人体技术，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宗教、心理认同与伦理辩护差异很大，反映在行政许可的政策面与法律面的宽限力度也大不同。

　　首先，作为技术替代方案的试管婴儿的功能被放大。事实上，“试管婴儿”这个说法是一种误读、误解。试管里面无婴儿，试管里拿出来的只是成功受精的卵胚。因此，准确的讲法应该叫“试管受孕”(或者“试管助孕”)。相对于坚硬狭小的试管及人工创造的液态环境，胎儿只能在柔软舒展且温暖的子宫中生存。

　　试管婴儿的误读与疯狂，与一项科学大奖有关。2010 年 12 月，英国剑桥大学的罗伯特·爱德华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于 1969 年成功地在试管中培育出了人类胚胎，并于 1978 年 7 月 25 日诞生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婴儿。随后，他被媒体封为“试管婴儿之父”。

　　媒体这么一宣传，“试管里可以出婴儿”的说法便流布开来。其实，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婴儿是从试管里爬出来。也就是说，试管处理的是受孕阶段的技术干预，将精卵分别取出、配对、结合，在试管里观察受孕环节是否成功，胎儿后续的发育环节还得植入到母亲的子宫里去。形象地讲，就是将精卵在输卵管里的“鹊桥会”改在实验室的试管里，多少有些煞风景。

　　不过，试管婴儿技术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突破，它实现了人类生殖的孕育分离，解决了那些受孕环节“掉链子”的夫妇们的求子苦恼。迄今为止，人工生殖技术约让 400 万孩子出生，为这些不孕的家庭带去了欢乐。但有一分贡献记一分功劳，不能将孕育的全部功劳都算在试管头上。

　　确实，从第一代试管婴儿或试管授精，到如今精准的辅助生育手段，其技术深度与涵盖科目，远远超越几十年前的助孕需求和学术认知。也就是说，不仅是人体功能衰退导致的不孕不育，即使是病理性难题导致的生殖障碍，如子宫切除、内膜蜕化等困扰研究人员、花费大量经费的医学难题，在作为辅助生育手段的医疗性助孕面前，这些或将被一一化解。

　　“同宫异代”的伦理困境

　　试管婴儿技术的背后隐含着技术与财富的纠结，卢里亚早就有“老虎机与破试管”的讥讽。“老虎机”自然是吞噬钱财的深喉，“破试管”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医疗实绩，还包括被支离破碎的生命图景。不过，在财富充盈的当下，人们似乎不在意花多少钱(对助孕的讨伐不是因为对钱财的挥霍，而是对生育道德的僭越与婚外生育的赎买)，但生命自然过程的肢解却非同小可。

　　由于受孕过程可以在体外(实验室)操作，造成孕与育的分离，也就开启了“他(她)者妊娠”的生殖境遇与伦理困惑：其一是精子与卵子的来源多元化了，可以来自双亲的精卵，也可以一方或双方的精卵来自他者;其二是后续的十月怀胎母亲妊娠与非母亲(她者)妊娠。其实，助孕的概念也不准确，应该是代育或者代理妊娠。在中国的舆论场与伦理、法律界，同样关涉财富与买卖关系。同属他者妊娠，试管婴儿与助孕活动的认知与许可却遭到冰火两重天的对待。

　　妊娠活动本是一项私密的家庭作业，如今却必须让他(她)者介入，不仅使种系遗传的纯洁性受到挑战，优质精卵的捐献与买卖也为子孙们未来随机降临的爱情与婚姻埋下种系识别与隐匿性近亲繁殖的忧患，更为荒唐的是还带来“同宫异代”的伦理困境。

　　就在爱德华兹获诺奖之前的 2009 年 11 月 26 日，在日本东京，27 岁的饭岛夏美和她 53 岁的妈妈阿部阳子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政府赶紧制定相关法律，解决她们遇到的生殖伦理问题。原来饭岛夏美 1 岁时因病摘除子宫，无法妊娠，又不愿接受“无后”的现实，决定借腹生子，没想到商业途径遇阻，便改由母亲阿部阳子助孕生育。孩子即将出生，阿部阳子、饭岛夏美与孩子的关系出现了困惑，阿部究竟是孩子的妈妈还是姥姥?饭岛究竟是孩子的母亲还是姐姐?虽然遗传学关系十分清楚，但生育关系则是混乱的。“同宫异代”这个新的家庭伦理关系诞生了。

　　因此，爱德华兹获奖消息公布后，梵蒂冈(罗马教廷)圣座生命委员会主席卡拉斯科(Ignacio Carrasco)主教声称，爱德华兹的试管婴儿技术要对三种行为负责：一是让人类的孕育脱离了夫妻的身体行为(从体外受孕到婚外妊娠);二是试管婴儿备卵过程中受精胚胎部分被摧毁，而生命是从精子与卵子结合开始，因此摧毁胚胎也就是杀人;三是催生了卵子和精子买卖市场。在西方文化和宗教环境中，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孕育孩子是夫妻性爱的自然过程。但爱德华兹的人工生殖技术却要绕过夫妻的性爱和自然生殖过程，这必然会引起宗教人士和社会的反对。

　　相对而言，代理妊娠在受孕环节之后通过他者身体(子宫)与人体技术替代完成生殖过程，遵循了自然生殖的过程，但是此子宫非彼子宫，由他者子宫完成生育并不构成血缘混乱，却带来妊娠的生命担当与亲子之爱的分离。同样是出租身体，出租子宫似乎变得与出租阴道(卖淫)一样构成道德与伦理脱轨，前提还是对现代婚姻制度的僭越。当然，出租阴道与出租子宫存在着目的与代价的差异。前者是情欲的需要，后者是生育的需要;前者只是短暂的身体交媾，后者却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艰辛历程，甚至要冒生命风险。

　　在旧中国，夫妻双方认可的纳妾生子在许多家庭里都是生殖目的(传宗接代)，但二房(未必有感情基础)的名分遮蔽了出租身体的案由，也逃避了法律的规制与道德与伦理谴责。旧时的奶妈制度，为商业利益应聘为他者的孩子哺乳，残忍地舍弃自己的孩子哺乳，本质上是出租乳房的哺乳功能，在商业社会的身体交易谱系里是被容忍的。现代社会里，非婚境遇的“二奶生子”现象将出租身体集合化(既出租阴道，也出租子宫)，因为保留了交媾、生育与母系亲子关系的齐一性，虽然受到道德谴责，社会与伦理认同似乎不存在困惑。

　　来自生命与伦理的拷问

　　现在看来，助孕的主要瓶颈不是医学上的，而是市场和管理层面的，是社会伦理和道德层面的。临床实践中，将诸如此类宏大命题，全部堆砌在医疗界，由临床医生承担，非但不可能，而且不公平。历史观察表明，面临新技术的降临，社会的生态调节能力，一向超过人类自以为是的干预。200 多年前，广州十三行行商开启的社会总动员，意外地成了全民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开端，最终成为全球消灭天花的关键战役。我国民间智慧赢来的军功章，值得后人借鉴与颂扬。前提是，保持社会生态的良序运行，哪怕没有卫计委的管理设置，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最终也可能实现技术发展与人类需求的统一。

　　助孕的根本动因还是对传宗接代悬空可能性(比例约为 10%)的认可程度，现代社会里，有一群坦然认可无后代结局的丁克家庭，对于他们来说，两人世界比儿女成群(穿越艰辛的养育历程)更惬意。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女性彻底摆脱了生育机器的角色，获得只为爱欲而非生育的婚姻，是一份真正的身体与精神解放。而执着于家庭生育价值与儿孙满堂的人们，不顾夫妻双方的身体缺陷，不惜重金寻求实验室替代技术，甚至甘冒道德风险与法律禁令寻访助孕，以完成代理妊娠，也是技术、财富双轮驱动之下的婚外生育。助孕禁令之余还需疏导“生育必然”与“必然生育”的执着，坦然接纳“或然生育”与“生育或然”的自然法则，认同“上帝扔骰子”的结局。

　　不过，对于没有宗教情结的国人来说，这样的辩论似乎不构成心理压力与道德困惑，求子的现实考量才是最急切的。只是生命哲学与生殖伦理学的拷问不曾停止：其一，人类生殖化育天成的神圣境遇是否应该得到敬畏，还是应该彻底还原为赤裸裸的趋利避害的技术节目?其二，新技术及身体技术究竟是治疗，还是生殖干预，抑或生殖控制?新技术及身体技术的持续僭越挑战着“何为恰当的生殖干预?”，这些行为究竟是技术进步，还是对伦理法律的僭越?其三，新技术的目的究竟是救苦扶弱，还是助强?助狂?人工干预生殖的合理边界在哪里?生殖伦理的红线何以确立?……这些问题，似乎都应该获得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