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助孕背后的法律和伦理困境

　　2016年8月25日，澎湃新闻记者针对上海地下助孕现象做了近两个月的暗访调查。此前有多组数据显示，中国地下助孕市场在近年来出现井喷式发展。亦有媒体直接披露，每年1万左右的人口是助孕诞生。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与此前的总体状况描述并无二致，记者发现，在有人花费数十万甚至百万元求子现象的背后，是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已经完整形成的灰色产业链。当然，由于目前中国依旧全面禁止助孕行为，所以在监管层面也暴露出不少漏洞和不足。

　　2016年5月，上海松江区卫计委派下属监督所联合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捣毁一个助孕特大窝点，总案值199万元，现场发现恒温箱内写有父母姓名的胚胎4枚以及液氮容器受精卵6枚。这起突击检查查获的助孕现场结果，自然是上海助孕市场的冰山一角。2015年，上海有48000多对不孕不育的夫妻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其中38000多对做了试管婴儿。而根据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国内不孕不育治疗失败率占66%，按此比例推算，最终不孕不育比例是13%左右。这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助孕的方式迎来孩子。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官方禁止助孕行为，且国务院在人类辅助生育技术方面的规定明确了“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助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但是，该规定的法律层级并不高，也只是约束规范医院和医生，不能约束中介。此外，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这部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此前讨论稿中“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的内容。所以，在“二孩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中国法律对待助孕的态度似乎有了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就曾表示，参议的代表委员们认为，助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认真论证。

　　从需求上来说，在不孕不育的父母看来，助孕近乎绝境逢生，完全是一种硬需求、强需求;从技术上来说，在上世纪7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有了实质性突破之后，医学上的问题已经很难成为问题;从方式上来说，商业助孕是目前最为主流的方式，不过因为法律配套的缺乏，由此引发的权责不清问题十分严重。技术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伦理变革的重要变量，助孕问题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困境，几乎也是全球性的困境。

　　具体到困境的类型和表现，可谓纷繁复杂。譬如，助孕过程中，助孕妈妈和委托人之间的权责的边界在哪里?假如助孕母亲无法割舍对孩子感情，拒绝交付孩子，或者孩子降生后被发现有重大疾病、残疾，委托人拒绝接受，这里都需要给予明确;另外，助孕婴儿与助孕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的，彼此是否有知情权。甚至，有些助孕母亲多次助孕，如何避免血亲混乱。此外，助孕的商业化操作，中介的权责如何界定，在目前曝光的多起助孕纠纷案中，中介的操作行为弹性极大，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助孕问题上，纠结于“合法化”一点进行讨论，可能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从“非法”到“合法”，并不能仅仅考量舆论呼声或技术因素，而需要针对一连串的伦理法律议题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新政策与我们原有法律体系的兼容度，又必须要具备可执行性。就目前来说，上海市有关部门的打击举动，我们很难说有什么不对，但很显然，依靠这样的打击，除了增加委托助孕者的成本，提升助孕市场价格之外，恐怕不会有其他实质性的效果。